近来，我正在整理天台济公传说的有关资料，如何详实地表述济公传说在民间传承过程中的形态，看来是不能再在书斋里闭门造车了。此时，猛想起我的老师曹志天先生。这些天忙于事务，已很久未曾去拜访了，何不放下笔来，先到先生那里去汲取一番“营养”呢。

　　 到曹先生家的路并不远，就在济公的老家——天台城北永宁村。进得先生家，我就直奔主题，告诉先生此番来意。先生说：“想了解什么，我们随便谈吧。”看着桌子上那些先生多年来整理的关于济公传说的文稿，我不禁问起了缘由，“这么多济公传说是怎样采集来的？”

　　 “说来话长啊！”先生仰头望着窗外，寻思片刻，赭溪潺潺的流水声伴着他娓娓的讲述，将我带入那已逝去的岁月……

　　(一)

　　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往事，但并不是每一件童年往事都会成为一生中的记忆。但有些事、有些人，却能深刻地影响一个人的心灵，甚至改变人生轨迹。

　　 我家本住在城关县后巷曹家大院的后园里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，我还是个初中生，也算得上是个比较勤奋的学生吧，星期天我一个人在家做完作业，拿出我最喜欢看的《济公传》。刚看了一会，同班的几个要好同学就来了，他们比较贪玩，时常将我拉去作伴。

　　 “志天，出去玩吧，我们到南门溪滩竹蓬打鸟去！”手拿弹弓的同学一边喊着我的名字，一边闯进家来。

　　 “我这本书还没看完呢。”我有些不情愿。

　　 “星期天还看什么书，书读多了有用吗？去去去！先玩会痛快”。

　　 “你们先走吧，我一会就来。”我应付着。

　　 “好吧，我们在南门溪滩等你。”伙伴们走了。

　　 “以后到了星期天，我看你还是到永宁村石墙头济公那边去看书吧，那边安静，他们也找不着你。”母亲悄悄地对我说。

　　 “哦，原来济公的家离我们家很近呀！”

　　 “是呀！”母亲一脸虔诚与自豪的神情。“济公活佛就是我们天台人，石墙头济佛院原来是济公的家，他就出生在那里，可是个好地方哦！” 又是一个星期天。听从母亲的嘱咐，我背个书包找到了济佛院。

　　 北门外永宁村的济佛院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院落，古旧的房屋有些显得破败，一双大木门已呈斑驳，大青卵石垒砌的山墙布满青苔。院中三间正屋，堂中供着一尊济公佛像，香案前青烟袅袅，空气中弥漫着神秘与静谧。院里住着一个短发花白的老尼姑，待人特和气，嘴里喃喃地念着我听不懂的经文。我就在后院的一条石凳上坐下，专心致志地看书。

　　 老尼姑对我这个经常到济佛院里来看书的孩子颇有好感。有一天，她拿了个蒲团坐到我身边。我就问：“婆婆，你住在济公的家里，肯定知道济公的许多故事，能给我讲讲吗？”

　　 “你喜欢听听济公的故事？”

　　 “喜欢。”

　　 “济公就是永宁村人，出家之前名叫李修缘，他可不是一个平常的人，说是降龙罗汉投生的呢！早在南宋初年……”

　　 老尼姑绘声绘色地讲述着济公出世的传说，我听得如醉如痴。从此，每个星期天我都到济佛院看书。同时还听师太讲济公的传说。回家后把听来的故事记在一个用光连纸自制的专用本子上，并将这个本子名之曰《土壤》。时至今日，我已记不得师太的法号叫什么了，但一则则济公传说就如一粒粒种子撒落土壤，在我的心里扎根发芽。

　　(二)

　　 初中毕业后，我考上了临海师范，毕业后分到苍山去教书。山区的平静生活，使我把更多的业余时间花在文学写作上。当时的我激情奔放，特别喜欢写写诗呀什么的，把对理想的追求，浪漫的想象都化为诗句文章。同时，也留心将平时从民间听来的济公传说加以整理。几年下来，用手掌大的小本子记了五十多本，也同样名之曰《土壤》。写的这些东西，有自己认为满意的，就向外投稿，竟然也在地区和县里的报刊上发表了。

　　 不久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来临了，我因经常写“封、资、修情调的黑文章”，被打成“小三家村”，“造反派”将我关了一个多月。

　　    1978年的春天，我被调入县文化馆工作，我的文学梦又被激活了。被压抑多年的创作热情，发生了井喷。一年之中，创作的许多文学作品在省级报刊上发表。1980年，我参加省文代会，在会议座谈中了解到，尽管经历了“文革”这样的折腾，绍兴的徐文长传说非但没有被扫入“垃圾堆”，依然深受大众的喜爱。由此，我得到了启发。绍兴有徐文长，天台不是有济公吗？从小就深深烙在我心里的济公形象和济公传说，又在我脑海里浮现。于是，就萌发了回去着手重新采集整理天台民间济公传说的念头。

　　 天台文化馆坐落在城关劳动路大街边上，大门外有一小块空旷地，每天石凳、台阶上总是坐满来自城关各地的老人。他们在此聚集说天南话地北。

　　 我上班进进出出都经过这里。一天下午下班了，走到馆门外，只见一老者眉飞色舞地在讲着什么，周围一大圈人聚精会神地听着，我找个位置站下来，一听，哦！原来老者讲的是济公的传说。向边上的人打听，说这老者名叫李先才，听说还是北门济公李氏的后人哩！他那苍劲的声音，随着老烟筒的袅袅青烟在空中散播。我站在那里，呼吸着带烟味的空气，也吸收着民间口头文学的精华。从那天开始，我结识了李家后人李先才。

　　 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，我去拜访李先才，路上，我拐了个弯，还要叫上我的好友赵达枢一起前往，他事先说过要和我一道去拜访的。

　　 “这么大的风雪，我们还去吗？”达枢问我。

　　 “约好了，不要说落雪，就是落‘铁’也要去的”。

　　 我们一路踏着风雪，边走边聊。

　　 “我们这样辛苦地去搜集济公传说，以后会不会有用？”达枢迷惑地问我。

　　 “有用的。济公传说就如沉睡在地底下的宝物，如果不抓紧去发掘，也就可能永远被埋没了。我们现在将它搜集、整理好并留下来，以后会成为价值连城的东西。”我对达枢肯定地说。

　　 “那我们成了淘宝者了？”

　　 “是啊！”

　　 裹着风雪，我们走进了李先才老先生的家。

　　 “这么大的风雪，这么冷的夜，我以为你们不会来了呢！”老人见到我们非常激动地说。屋内热气融融，原来老人早就为我们在屋里生起了火盆。

　　 老人说：“作为济公李氏的后人，我多想把前辈流传下来的济公故事传说留于后人，可就是找不到肚里有墨的合适传人。我想，这些怕是要带到棺材里去了！你们来了，也可算是了却我的一桩心愿喽！”

　　 这一夜，老人为我们滔滔不绝地讲述着《济公出世》、《翻碗》、《陇西园》……一个个济公传说在他口中奔涌而出。我们手耳并用，把传说记到纸上，更把一切都记到心里……

　　 后来，李先才老人还带头筹集资金，一心想在赤城山建济公院，还多次与我商量能不能搞。我为此也征询过当时县里的主要领导，但由于时机未成熟，没有成功。

　　 1985年，我的好友陈镛任县旅游局局长。有一天，陈镛来我家，与我探讨旅游工作。我说：“济公是天台的历史名人，老人协会想在赤城山建济公院，这可是流芳百世的事哦！望你能尽力促成此事。”陈镛默默地点着头，把此事记在了心中。后经县老人协会的努力，县里终于同意在赤城山筹建济公院。不久，一座由中科院院士齐康先生设计，构思奇巧，造型独特的济公院，出现在少年济公读书悟道的赤城山上。而此时李先才老人已仙逝而去。睹物思人，不由我感慨万千。

　　(三)

　　 有人说我有点济公情结，我说不光是我，济公故里人都有着济公情结。包括我的家人、我的师尊、我的前辈和朋友，他们都有。我与妻子结婚后，丈母娘就一直与我们在一起生活。她是一个佛教徒，更是一个虔诚的济公崇拜者，在她的“肚子”里有很多济公传说。我搜集整理的济公传说，有很多就出自她的口中。

　　 我的女儿肖冰、儿子宇英也都是伴随着济公的故事长大的，外婆在他们牙牙学语时就讲济公故事给他们听。长大后，他们的人生观也深深地受到了济公精神的影响。

　　 除了我的家人，我更忘不了那些关心、支持挖掘民间济公传说的师尊和前辈老人们。

　　 因为我经常向有关民间文艺刊物投稿，并接连在许多报刊上发表了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天台山民间传说，因此，我有幸结识了时任浙江省文艺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故事家协会主席的陈玮君先生。先生对我极为关心，多次对我的作品提出改进意见。一来二往，从此，我们成了好朋友。

　　 无论是见面或是来信，玮君先生总是经常鼓励我：“济公传说不能在你们这一代消失，要抢救性地挖掘，这是民族瑰宝。济公传说，老百姓喜欢”。“搜集济公传说，要忠于原有传说，但也要整理、扬弃、升华，发掘出有意义的东西来”。

　　 还有一位老师，就是天台人的“大文豪”许杰先生。我与许杰先生的相识，也是缘自于济公传说。八十年代，许杰先生偕同夫人回天台家乡省亲，我得知后前去拜望。先生知道我热衷于民间文学特别是济公传说的挖掘与整理，非常高兴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老弟，济公是我们天台人的骄傲，济公的精神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。你所做的事非常好，有意义，我支持你！”

　　 这些年，许杰先生和陈玮君先生对我的教诲让我受益匪浅。

　　 几十年来，我采集整理了济公传说文稿共十四万字，部分传说在《山海经》、《故事会》等刊物发表。1985年，我与好友赵达枢先生、以及儿女肖冰、宇英一起，搜集整理了80多则济公传说，计20万字，打算结集出书，陈玮君先生帮助联系了花山文艺出版社，书稿被列入该出版社出版计划，后因出版社人事调整而搁浅。1987年，我与肖冰经过整理，又组成28篇济公传说文稿，取名《小济公》，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，印了四万册。

　　 济公传说来自于天台民间。为我们讲述的曹天风、李先才、王柏仁、洪小妹、曹雪樵、赵陈理、曹熙……等众多老人,现在已绝大部分离开了人世。济公传说就曾“活”在他(她)们中间，他们是真正的济公传说一代传人。

　　 现在，我更热切地想着的是，能有一本比较全面的《济公传说》的面世，告慰于前人，流传于后世......

　　     (该文创作于去年，获浙江省文化厅举办的“天台山杯走进民间艺术守望者全省文学作品征文大赛”一等奖，《济公传说》一书已出版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