兴许是张大春的戏谑笔调、杂学风格与虚构色彩太过招眼了，以至于他耗时五载，于2003年推出小说《聆听父亲》时，时人纷纷惊呼，张大春终于肯“认真悲伤”了，大家破天荒看到了一个“弱点的张大春”。

台湾书商在宣传《聆听父亲》时，甚至声称这是自“白话文学朱自清《背影》以来最感人的父亲书写”。这话虽非过誉，却并非完全恰当。《背影》是散文，而《聆听父亲》是小说，不好类比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我看来，感动和抒情性从来就不应该是一部小说值得为之赞叹的德性。更何况是一部家史小说、一部篇幅体量和时间跨度都巨大的历史性小说呢？

　　且看当事人的交待如何。在接受台湾《中国时报》访谈时，张大春曾提到，“台湾有家变传统，但是没有家族书写的传统。”说来奇怪，历经迁徙流离的老一辈作家，应该最多家族书写的素材，但真正完成的作品反而寥寥可数。张大春认为，这些作家因为痛苦太巨大、太切身，反而没有轻松理解的机会，也没有悠游其中的条件。

　　“不轻也不重”，亦庄亦谐，这确实是《聆听父亲》作为家史小说、家族小说的独异之处。自从1919年，鲁迅先生在《新青年》发表《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》一文以来，“父亲”、“家庭”在现代中国的书写中就成了一个沉重的主题。杰姆逊把《狂人日记》、《雷雨》、《家》这一类的家庭小说、家族小说称为是“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”，是有其道理的。而且，这种把家族小说象征化、“感时忧国”化的模式，可谓是一直延续至当代，比如说《白鹿原》。坚决抵制这种象征化和沉重感，在大陆，我只知道有王朔的小说《我是你爸爸》，在台湾，就是张大春的这部《聆听父亲》了。即便这样，在中国当代文学中，以父亲和家史为主题的书写，也还是较罕见的。近百年来，“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”，让我们的文学史只有大历史而无小历史，只有国史、族史而无家史、个人史，至于当代甚嚣尘上的现世主义，更让“活在当下”的我辈彻底沦为“无历史的人”了。黄集伟称张大春是一位“内地所没有的作家”，这一点我也认同。　　在张大春身上，并存着一个“讲故事的人”和一个博杂的学者，这种博尔赫斯式的风格在内地是绝无仅有的。《聆听父亲》中运用了大量县志、族谱，尚属牛刀小试，到《城邦暴力团》的“反武侠”，到“春夏秋冬”笔记体的虚实交织，那个才情昂然、亦庄亦谐的张大春，那个“好故事，会说书，擅书法，爱赋诗”张大春，才真正可谓呼之欲出了。(《聆听父亲》，张大春著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1月出版)